- 出生日期
- 约公元56年
- 逝世日期
- 约公元120年
- 本 名
-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陀
生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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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塔西陀的生平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流传下来，我们只是从他著作中偶尔的透露，以及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一些书信中得到一些线索。他大概出生在山南高卢或那旁高卢（纳尔邦高卢），父母情况不详。有的学者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推断塔西陀的父亲为骑士阶级，曾任比尔及高卢行省（今比利时）的高级官员。还有人从塔西陀的姓氏属于罗马最有名望的氏族断言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尽凭这个姓氏不足为信，因为罗马行省的家庭时常采用颁给他们罗马公民权的总督的姓氏。不过无论如何塔西陀显然出生在行省的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他在少年时代，曾师承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克文提利安努斯，学过修辞学、文学和散文写作。他的简练有力、灵活多变的文风主要得益于早年的严格培养。他还跟随著名的演说家马尔库斯·阿佩尔和尤利乌斯·塞孔都斯学习法律和雄辩术，后来从事律师工作。从塔西陀作品中流露的高傲的罗马贵族式思想也可说明他属于社会上层。他对于当时社会下层的民众不仅缺乏同情之心，还常常表露出轻侮的态度。
据塔西陀自己说，他最早参加政治活动是在韦斯帕西安努斯（韦帕芗）皇帝时代，开始可能当一名低级官员，后来在罗马军团中当参将。这些职位都是当时青年的进身之阶。公元77年．塔西陀和罗马显贵、执政官阿古利科拉（公元40一93年）之女结婚。阿古利科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后来更因出任不列颠尼亚总督而享有声望。塔西陀宦途顺利，除了自己的才能外，大概也得力于岳父的提携。大约在公元81年他出任财务官，公元88年又升任行政长官。与此同时，他还成为负责保管西比尔圣书的祭司团的成员。从公元89年到93年期间，他不在罗马，可能是在北方一个行省任职。所以阿古利科拉死时他们夫妇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在这时得到的。他回到罗马是在多米齐安努斯（图密善）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亲眼见到图密善对元老院贵族的残酷迫害。这导致他对世袭君主制产生极大的憎恶。
公元97年，在涅尔瓦皇帝的光辉统治下，罗马帝国达到了她光辉的顶峰，塔西陀也步上了自己罗马官阶之巅，荣任执政官。这年他为著名的将军鲁基乌斯·维尔吉尼乌斯·鲁福斯作了葬礼演说。据小普林尼书信，我们可知塔西陀在彼时已是罗马著名的演说家和文学家，声誉很高。小普林尼曾盛赞说，鲁福斯的伟大须配以塔西陀的精彩演说才能相得益彰。塔西陀从执政官卸职列出任行省总督，等候了约莫十四、五年之久。据十九世纪末在加里西亚的马拉萨城发现的—个铭文，公元111年之后不久，塔西陀担任罗马重要的亚细亚行省的总督之职。在此之前，塔西陀在罗马开始了他的历史和文学创作活动，他的主要历史著作《历史》（《塔西佗历史》）约在公元104—109年之间写成。与此同时塔西陀作为元老还经常发表公开演说，出席法庭作辩护演说等。小普林尼的书信曾多次提到他们两人互相观看演说稿的事。在这期间，塔西陀曾与小普林尼一起弹劫前阿非利加行省总督曼里乌斯·普旦斯库斯。这位前总督终于以勒索枉法练重大案情遭到可耻的流放下场。在出任行省总督之后，他大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写作另一历史名著《编年史》上。我们仅知在公元116—117年他还对《编年史》作过修改。他去世的时间大概离此不远，约在哈德良皇帝在位的初年。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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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陀的著作保存下来的共有五部。下面一一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
塔西陀最早的一部作品，大约完成于公元79—81年。他在这部书中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认为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之所以衰落下来，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这部书文体平易流畅，宛如西塞罗的风格，而与塔西陀其他作品的笔调很不相同，因而很多人怀疑它不是塔西陀的作品。直到1811年发现小普林尼的一封信中暗示过此文，才证实它确乎出于塔西陀之手。
《阿古利科拉传》
公元98年塔西陀完成了两部著作：一本是《阿古利科拉传》，另一本是《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科拉传》是塔西陀为他的岳父所写的一部传记，文中记述他岳父的生平和事业，尤其是他在不列颠任总督时期(公元78—84年)的作为以及后来在图密善皇帝统治时期的情况。全文以颂扬阿古利科拉的人品道德、军功政绩为主旨。显然，塔西陀在这里为其岳父剖白，因为在图密善统治之下，许多贵族遭到残害，而阿古利科拉能保使官爵未遭毒手，当时不免有所微辞。塔西陀竭力替他岳父作辩护，说明阿古利科拉和图密善之间也有不和，只因他谦和谨慎才幸免于难，并指出“即使在暴君之下，也能有伟大人物”。塔西陀在这部作品中还用很多篇幅描述罗马军中生活和当时不列颠的风土人情，留下了研究古代不列颠历史的一些宝贵资料。尽管报导不翔实，且多错误，然而以当时地理知识水平来衡量，尚不失为一部写实的作品。
是《阿古利科拉传》的姊妹篇，它可能是塔西陀早年在行省作官时对自己感兴趣的日耳曼人所作的研究和观察的一篇总论。这篇作品详细地报道了罗马帝国时代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大日耳曼尼亚以及居住在该地区各部落的情况，其中所述的有关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以及日耳曼人各部落的分布情况、风格习报和宗教信仰等都是绝无仅有的珍贵材料。它是最早一部全面记载日耳曼人的文献，对于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尤其是德国古代史则是必不可少的。后世的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十分注重这部作品，对它作了极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从《阿古利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中可以看出，塔西陀已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点和特有的文字风格，所以，当写作主要著作《历史》和《编年史》的时候，他已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成熟的作家了。他在公元104—109年完成的名著《历史》一书，共有12卷或14卷(据说《历史》和《编年史》合起来共30卷，因大部分散失，卷数无法确知)，包括的时间是从公元69年迦尔巴当权开始到公元96年图密善之死为止。但是，保存下来的仅有第1一4卷，以及第5卷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尼禄死后帝国的混乱局面以及韦斯柏西安努斯（韦帕芗）的最后胜利和弗拉维王朝的建立。以后几卷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弗拉维王朝的历史，只可惜全部散失，只字无存了。塔西陀在晚年完成的另一篇名著《编年史》，显然是模仿李维，继承他的巨著自建城以来。全书共16卷或18卷，所包括的内容是从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和提比略即位，到公元68年尼禄之死的一段历史。但这部书已经残缺不全了。保存至今的有第1—4卷和第5—6卷的残篇，以及第11卷的一部分，第12—15卷和第16卷的前半部分。塔西陀的这两部主要著作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史，而它们所保存下来的部分则是我们研究罗马帝国初期的最重要的文献史料。塔西陀写作《历史》的本意是记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当代史，用图密善的暴政对照图拉真的“盛世”。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写完弗拉维王朝历史之后没有继续写下去而回过头来从奥古斯都末年再往下写，即后来写成的《编年史》。从这种写作意图的改变可以看出，他在晚年因不满于专制统治，试图追根溯源，从提比略巩固帝制的统治政策开始研究，探索专制帝国的实质及其形成的原因。他在《编年史》中解释罗马专制帝制如何在克劳狄乌斯王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形成和巩固下来，以致于在残暴无道的尼禄之后的大混乱年代竟没有人想到推翻帝制，恢复共和制度，而只是代之以另一王朝——弗拉维王朝。
人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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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常常被如此误解，但塔西陀本人并没有提出所谓的“塔西佗陷阱”。这一政治学理论由中国学者潘知常在2007年左右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等作品中提出，基于塔西陀在其《历史》中曾记录的： [4]
“……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4]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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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陀在政治上倾向于共和制度，他对于帝制有着强烈的反感。他认为从奥古斯都死后直到图拉真以前的时代是悖逆不道的，厌恶鄙视这一时代的所有“元首”（元首制），对他亲身经历的尼禄和图密善的暴政更是深恶痛绝。他把暴君的出现归咎于世袭君主制，而当探索世袭君主制的成因时，他却归之于个别人物的作用。他认为奥古斯都始终是个独裁军人，提比略才是专制君主制的奠基者。他对帝国初期的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这些在当时被崇奉为神圣的皇帝，在塔西陀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与此同时，塔西陀对共和派深表同情，虽然他并没有生活在共和时期，却对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他的这种情绪始终贯穿在他的历史著作之中。正因为如此，思格斯称塔西陀是罗马旧贵族共和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塔西陀历任要职，仕途顺利，他不是笼统地反对帝制，赞同共和。他也知道帝制取代共和势不可免，但是憎恶尼禄、图密善这样一些暴君。他歌颂安敦尼王朝的皇帝使元首的个人统治和元老院成员的一定自由结合在一起。
塔西陀对他生活的时代持有批判态度，他以历史学家特有的眼光和敏锐洞察力，对于帝国初期的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当时社会上备方面的矛盾和黑暗所作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社会情况具有效深刻的认识。他的著作不仅利用了当时广泛搜集到的材料，而且笔触深刻有力，形象鲜明，独具一格，在描述帝国初期统治者的形象方面起了先声夺人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这里应当指出，罗马帝国是当时罗马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帝制的产生也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帝国初期的统治者如提比略等人，除了他们有专横残暴的一面以外，在政治活动上还有积极的一面，所以应依其功过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否则就难于解释他们何以能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并在这段时期内使罗马社会有所前进。显而易见，由于政治思想倾向性，取材的片面性，塔西陀即使给自己规定了“不忿怒和不偏颇”的写作原则，但在他的著作中仍不无主观武断之处。
尽管如此，《历史》和《编年史》使塔西陀名留青史，在史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塔西陀的《历史》和《编年史》采用编年体裁。在布局和结构上仿效提图斯·李维、撒鲁斯提乌斯和希腊史学家的手法，把人物和事件穿插起来，叙述生动，有时甚至达到高度戏剧化。在史料方面，他广泛利用了共和末期和带国初期的主要文献以及官方的文件。他搜集史料细致认真，亲自采访。例如，他为了弄清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情况并核实老普林尼之死的传闻，曾两次写信给小普林尼，请他详述当时事件发生的过程。像希腊和拉丁史学家一格塔西陀在自己的著作中喜欢编制重要人物的长篇演说辞。这些演说大多有史料依摆，但也有一定的渲染和虚构。在《编年史》中有一篇克劳狄乌斯的演说辞，而晚近在卢丹努发现的铜版铭文恰好也保存了克劳狄乌斯这篇演说牌的大部分。两个文本对照起宋，内容大抵相同，但用词和细节则存在差别。
塔西陀的文风简练有力，典雅别致．独具一格。他用辞丰富多彩，含义深刻，生动形象，不落俗套。他所描述的鲜明的形象和生动的场面，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语言简洁而富于表现力，善于塑造人物个性，最明显的例于是对帝国初期皇帝的描述，如提比略的阴郁，克劳狄乌斯的谙弱，尼禄的荒诞，加尔巴的昏庸，等等。
当然，塔西陀及其历史著作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除了上面说到的他的偏见太深以外，他的军事知识较差，对行省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史料琐碎而不连贯，爱用生僻古字，等等。但这些缺点掩盖不了他的著作的重要价值，也不妨碍他成为古代罗马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
